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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1955年周恩来万隆之行曾险遭暗杀?(下)
来源:学习强国 浏览量:295 发布时间:2020-08-20 10:03:11  分享
 

原来,台湾情报部门为了实施破坏计划,专门准备了定时炸弹,从台湾基隆偷偷运到香港,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

炸药有了,接下来就是选择一个能够潜入启德机场,神不知鬼不觉地实施爆炸的“工具”。

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个叫周驹的“小人物”进入了特务们的视线。周驹,又名周梓铭,20多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他光棍一人,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烂仔”,据说当时公司正准备把他开除。

选定目标后,特务们开始跟周驹“套近乎”。从3月27日到31日,香港情报站的特务多次找周驹“闲聊”,完全摸清了周驹的底细。他们随后直接摊牌,提出想让周驹“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飞机的任务”,说会全力配合周驹的行动,因此对他来说不会有任何危险。同时还许诺周驹,事成之后可以得到60万港币的奖赏,并安排他去台湾定居等等。

60万港币,这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开始还犹豫不决的周驹听了之后,终于答应下来。为了防止他泄露消息,特务们随即把周驹带到一个饭店住下。接着,又根据周驹提供的机场详细情况,安排具体实施步骤,并让他反复演练。

1956年的启德机场

4月11日上午11点左右,“克什米尔公主号 ”飞机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虽然中国政府事先已经通报港英当局:国民党特务可能会对飞机实施破坏活动,然而香港警方并没有对飞机采取特别保护措施,更没有对机场的地勤人员进行认真的检查和监控,只派了一辆警车停在离飞机很远的地方监视。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为之震惊。周驹的同乡、知情人周仕学和周国辉两人怕遭国民党特务暗算,先是向港英当局投案寻求保护,后来又来到广州,向我国有关部门做了详细报告,真相这才大白于天下。

事发当天,4月11日早晨5点多钟,一个姓黄的特务把一枚定时炸弹(约茶杯大,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驹带进机场。“克什米尔公主号”抵港后,周驹趁打扫的机会,把定时炸弹放于飞机右边轮子的上头(引擎部位)。得手后,周驹不等下班就急忙钻过铁丝网爬出机场,与国民党特务接上头,乘车返回酒店。途中,特务们对周驹大加“褒奖”,并表示可安排周驹及其家人到美国,至于60万港元稍后再给。

打捞出的飞机残骸

而在启德机场这边,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当天中午12点45分,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等8人,以及波兰、奥地利的2名记者和1名越南工作人员乘坐航空公司的专车抵达机场。

紧接着,大家登机。随机还托运了三十几个箱子,里面是亚非会议期间准备对外送礼用的工艺品,以及宣传用的书刊资料等,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

下午1点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前来送行的人们望着渐渐远去的飞机,不由舒了口气。谁也没有想到,悲剧即将发生。

正常起飞后,飞机和地面电台进行了例行通报。傍晚6点40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突然接到英国路透社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海域上空爆炸坠毁,除3名机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当天,特务们带周驹离开酒店,并给了他一些钱,要他换个酒店住,随即急不可耐地准备向台湾“邀功”。但过后不久,他们见周恩来无事,暗杀目的没有达到,就撇下周驹,偷偷回了台湾。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传开,不仅给中国代表团笼上了一片乌云,就连其他国家代表也都惴惴不安。这时,周恩来冷静分析了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明确指出敌人的“示威性破坏”,不过说明他们在害怕。亚非国家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如今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用团结的精神反击殖民主义挑战,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会成功。

事实证明,周恩来是完全正确的。为期7天的亚非会议顺利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载入史册的十项原则,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闭幕式上发言

会议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插曲”。会议刚开幕第二天,中国代表团就收到一封署名为“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的信。信中说,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命组织了28人的暗杀队,准备暗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度尼西亚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还领到印尼币20万盾,且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万隆一行之凶险可见一斑。

5月7日上午11点,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随后,他立即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调查的进展情况。

5月15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拜会周恩来,带来了英国首相艾登对周恩来口信的回复,表示英国政府愿全力同中国政府合作。

5月18日下午1点半,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晖奉命,经罗湖口岸抵达香港,与港英当局接洽调查。

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台湾的美国民航公司保安员电话,称他们在从香港飞来班机的行李舱里发现一名 “潜乘者”。经查,此人正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驹。

原来,周驹在事发后非常紧张,一心只想赶紧去台湾,可这时,台湾情报部门给香港情报站下达指令,要他们采取隐蔽措施,并让周驹保持镇静、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传讯,只要咬住不说,就不会有事” 。并准备从当月起每月给周驹200港币津贴,以示安慰。

其间,香港警方虽曾两次传讯周驹,但都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使其一直逍遥法外,并得以逃脱。我方得知周驹潜逃台湾后,立即向港英当局表示抗议并要求其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但港英方面则表示,香港跟台湾没有引渡条约,无法引渡。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周驹不过是台湾情报部门收买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并非幕后的罪魁祸首。但港英当局在随后的结案声明中仅仅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将一些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该案最终未能将真凶绳之以法,是为历史的一大遗憾。

而伴随着香港回归祖国,曾见证“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启德机场早已于1998年停用,只留下岁月的痕迹无声地诉说那段被尘封多年的历史。

如今,在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八宝山烈士公墓,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纪念碑,纪念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浮雕上一只和平鸽在展翅高翔,它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几个大字,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刻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1956年4月11日,“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遇难周年纪念大会和安葬仪式”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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