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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武安老兵
来源:河北党史网 浏览量:1331 发布时间:2020-10-26 02:34:10  分享
 

    

    河北省武安市属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是太行革命根据地的东大门,解放战争时期是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出发地。武安有1万余名热血青年跟随八路军129师、刘邓大军南征北战,其中有部分老兵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如 :1952年11月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3师97团,其前身之一是1937年12月在武安阳邑镇成立的阳邑新兵营;1951年3月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34师102团,其前身是1945年9月由武安和磁县基干团合编而成的太行军区第48团;1951年3月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134团,其前身是1945年9月成立的太行第五军分区武安独立团。此外,1947年10月由2812名武安新兵和50余名南下干部组成的“太行新兵三纵队四团”,在大别山区整建制补充到刘邓大军各个纵队,其中有部分武安老兵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些武安老兵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拼死搏杀,英勇杀敌,有的因伤致残,有的壮烈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有115名武安籍军人牺牲在朝鲜)。笔者今天记述的这些武安老兵,既不是指挥官,也不是牺牲的烈士,而是曾与邱少云一同坚守,与黄继光并肩战斗过的立有赫赫战功的草根军人,即在乡老复员军人。他们中有步兵、通信兵、炮兵、工兵、运输兵、卫生兵、后勤兵等不同兵种。2014年,笔者采访了健在的30余人。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岀囯作战70周年之际,让我们共同追忆那段峥嵘岁月,深切缅怀老英雄们的丰功伟绩。


    “我半个大拇指留在了朝鲜战场”


    这是武安市西土山乡富润庄村伤残老复员军人、步兵战士裴同聚的一句话。1928年5月出生的裴老,1947年10月参军。1948年2月随“太行新兵三纵队四团”补充到刘邓大军第2纵6旅17团。1948年5月更名为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6旅17团,1949年1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军29师86团。1951年2月,10军29师调归15军入朝参战。此时,裴同聚担任29师86团2营5连副排长,在第五次战役中身负重伤,二等乙级伤残。



    “战斗的那天晚上,我们在靠近平壤地区的一个高地上,我担任副排长,手拿冲锋枪,正与战士们一起阻击冲上来的敌人。当我冲到半山腰时,突然,敌人的一枚炮弹在我前方几米远爆炸。我赶紧卧倒在地,但右手不幸被飞来的炮弹弹片打中,大拇指被削去一大半,其余手指神经受损,不能伸展。”裴老回忆说,“在朝鲜,我们都是黑夜打,因为白天惹不起人家(没有防空、没有大炮),直到后来,部队有了大炮这才敢跟人家白天打。在朝鲜可苦了,没有吃的,在山洞里钻着不敢出来。就连我负伤回国也是在黑夜坐火车走的,白天不敢走,敌人的飞机不停地轰炸。”

    与裴同聚同属“太行新兵三纵队四团”,一起补充到2纵6旅的西土山乡东土山村的李成志、北安庄乡西大河村的侯安福和武安镇三小河村的郭子弟都是在上甘岭战役中的三等伤残军人。李成志,1930年12月生。他回忆说:“我当时是29师87团5连指导员。10月的一天夜晚,我们5连接到任务准备往上甘岭的537.7高地增援44师。出发前,部队首长传达了命令,并告诉战士们:准备打大仗了,上甘岭的山头都已经打平了,炮弹炸开的土石厚厚一层,里面有战友或敌人的尸体,大家脚踩上去以后像棉花一样,一定不要心慌害怕。早在前一天,5连连长率部查清了地形。晚上我们5连就沿交通沟出发了,并由44师的一个战士带领向山头高地进攻。当时,志愿军司令部提出:不管哪个连能坚守阵地一明一夜,全连记大功。那晚我带着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往537.7高地进攻。当我们爬到半山腰时,突然被敌人的照明弹发现了,照明弹非常亮,就像白天一样,紧接着一阵猛烈的炮火打了过来。我眼看着“突突突”一排榴弹炮打了过来,炸弹在我前面炸响了,带路的44师小通讯员当场被炸死,由于我们俩很近,我也负了伤,双腿像过了电一样,一个炮弹片从我的右腿后小腿肚穿透,另一弹片把左腿内侧削掉一块肉,鲜血把地上的土都染湿了一大片,我只好躲在山坡的一个坑道里。后来担架排把我从半山背下来。这次战斗,5连正、副连长和正、副指导员全部负伤,180名战士最后剩下不到一半。战斗打得太激烈了,连炮弹都不够用。一个团一个担架连,到最后担架连不抬人了,开始专门抬炮弹了。”1922年4月出生的侯安福,当时担任15军29师86团1营副教导员,也参加了上甘岭537.7高地3号阵地攻守大战。他是在一处防空洞口被敌人重机炮打伤的,留下20多公分长的伤疤,后评为三等甲级伤残。1926年12月出生的郭子弟担任29师86团2营5连2排副排长,曾与全排战士在上甘岭的坑道阵地里坚守了3天,战斗结束后,他们2排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只剩下3个人。战斗中,敌人的一个弹片还打伤了他的屁股。


    在朝鲜战场上的武安籍战士还有一部分来源于第四野战军,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曾在东北武安人开办的药店里打工,后报名参军入伍。如1931年7月出生的大同镇大同村人刘元的是38军112师336团3营7连的战士;1933年2月出生的午汲镇大贺庄村的常俊静是39军115师345团3营9连战士,曾参加了云山阻击战;1928年2月出生的淑村镇白沙村赵士俊是44军130师389团1营1连班长;1931年6月出生的徘徊镇夏庄村的王会林是38军114师340团3营8连2排排长,在朝鲜战场上他差一点被美军汽油弹烧死。


    “我五炮打掉美军四辆坦克”


王宗重戎装照

    这是武安市石洞乡青烟寺村的老复员军人炮兵战士王宗重最为自豪的一句话。王老出生于1929年5月,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在朝鲜战争中“五炮打下美军四辆坦克、一人枪挑四个土耳其士兵”的老英雄。1943年,参加八路军,曾在129师385旅旅部担任警卫员。1947年11月,调到华北军区炮兵40团,担任2营1连2排副排长,后又调入华北军区第20兵团67军201师202团炮兵营1连1排任排长,参加了解放锦州的战斗。1951年6月,入朝参加了松骨峰战斗,当时他担任1连无后座力炮排长。任务完成后转移到了东线,打桥岩山敌阵地。战斗中,他率炮兵战士五炮打掉美军四辆坦克。



    王宗重回忆说:当时,在我们阵地下面有一个3号公路,公路两侧一边是敌人,一边是我军。在这个3号公路上有美军的4辆坦克每天到傍晚时分(约6点)过来向我军阵地“喷、喷”射击,造成我军的防御工事被破坏,等敌坦克走后,晚上部队连夜再修工事,非常麻烦。为了消灭这4辆坦克,我观察了两天,摸清了美军坦克出动的规律后,向上级作了汇报,作出了拿下敌4辆坦克的方案:首先要在敌坦克来之前潜伏在3号公路上的一个涵洞下面,然后由我方炮手用无后座力炮近距离(约40—50米)打掉敌坦克,但在我方下去涵洞之前必须先用火力压住对面山上南韩李承晚部队的火力,并不能被敌人发现。上级同意了我的方案,在下午5时左右,我军首先向对面敌人猛烈开火,就在敌人晕头转向的时候,我亲自率领5名战士背了两门无后座力炮,顾不上身上的衣服被刮破,穿过了布满荆刺的小山沟,进入3号公路。一门炮靠山根隐藏起来,我带的另一门炮从沟外进入涵洞下面,视线相对好一些。隐藏起来后,我军炮不打了,敌人这时知道下面有了动静,敌枪炮便向涵洞方向一阵乱打,隐藏起来的战士纹丝不动。约6点左右,听到3号公路上传来了“哗啦哗啦……”声,敌坦克果然来了,战士们高兴极了,总算没白下来。随着敌坦克朝我阵地“喷、喷”一阵乱打,眼看我方的工事又被破坏了。这时,战士们都咬紧了牙关,把力气用到了无后座力炮上。按先前计划,由我这组负责打前面的第一辆坦克,另一门炮打敌人尾部的最后一辆坦克。“发射”,随着我的命令下达,我的第一炮打中了敌人最前面的一辆坦克,只听“哗哗”声,坦克履带被打坏了。同时,负责打尾部坦克的另一门炮由于视线不好却打偏了,没打中。我一看最后一辆没打中,赶忙装填好炮弹,不顾危险,跑出沟外,朝敌最后一辆坦克打出一发炮弹,不偏不歪正好打中履带,动弹不得。中间的两辆坦克成了待宰的羔羊。我的第三发炮弹和另一门炮打出的炮弹,分别击中敌人第三辆和第二辆坦克。这样,加上没击中敌坦克的一发,我们5发炮弹胜利报销了敌四辆坦克。这时,山上的敌人已明白了怎么回事,炮弹像下了冰雹一样向我们5人打了过来。任务完成了,什么也顾不上了,我们5人冒着密集的枪弹跑回了山上的坑道阵地。回来后一点人数,一个不缺,就是浑身上下衣服被挂得一溜一溜的,不像个样子了。正是由于这次“五发炮弹击毁敌四辆坦克”的英雄事迹,王宗重被选为1952年底“回国汇报演讲团”的一员,在唐山向祖国作了汇报演讲,并被记二等功一次。此后,在金城反击战中,他又一人枪挑了四个土耳其兵。

    与王宗重同村的炮兵战士王子清,出生于1928年6月,1947年2月参军,曾任华北军区炮兵第3师炮兵1团1营1连1排1班班长。1949年6月,华北军区炮兵第3师和炮1团组成炮兵第10团,王子清任1排排长。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10团入朝参战,他任1营1连副政治指导员,曾亲历团政委邓玉林的牺牲过程。1927年11月出生于午汲镇店头村的裴魁的,1947年12月参军。1951年其所在部队华北军区67军201师高射炮团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曾击落两架美军飞机。


    “我在坑道里的无线电台旁坚守了五天五夜”


    这是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大同镇罗义东庄老复员军人、通信兵李林和说的一句话。正是由于他的这次坚守,荣立了三等功。证书上写道:“在这次上甘岭战斗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保证了步行机的经常联络,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对战斗起了很大作用! 34师102团1营通信连,1952年11月。”

    李老出生于1927年7月,1947年2月参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7旅20团警卫连战士。后随部队在转战大别山,不幸被俘。1949年12月,在四川大邑县重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12军34师106团通信连战士。1951年3 月,第 12 军入朝参战。在第五次战役577.4高地争夺战中,他虽被敌人的毒气弹所伤,但坚守3天3夜,被记二等功一次。1952 年 11 月底,12军34师106团作为战役预备队,参加了上甘岭战役,担任1营通讯连副班长的李林和曾连续五天五夜没下战场。

    李林和回忆说:一天晚上,首长开会说,“友邻部队在上甘岭伤亡很大,现上级决定我们部队上去换防,任务是坚守七天七夜,有口气就不能下火线。”当天黑夜10点,我们就秘密到达上甘岭的坑道阵地里。第二天白天敌人开始了疯狂进攻,我们进行了坚强的反击。攻防战斗进了五天五夜,我在坑道里的无线电台旁坚守了五天五夜,没离开电台半步。由于没有水喝,不停地喊话,收发电文,到第五天黑夜,我的嗓子已发不出声了,连长叫我下山休息,可是刚出坑道,看到山下敌人探照灯照亮了阵地,我也不熟地形,只好折返回来。本想继续战斗,这时,连长命令侦察员立即领着我下山,我们一路躲避敌人的探照灯,艰难地返回了团部。团长一看我回来,赶紧倒了杯水说:“你任务完成的很好,给你请了一个三等功。”可是,我的嗓子已不能说话了,战士立即给了我一个苹果,润了润嗓子才说出了话。

    与李林和同样执行通信任务的淑村镇邵庄村老复员军人邵雪德则在朝鲜战场上经历过数次危险。邵老1926年12月出生,1946年9月参军,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8旅旅部通信连总机班电话员。后部队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11军32师,他任师部通信连长。1952年10月,第11军番号撤销,第32师调入第16军,并于1952年12月入朝参战,仍担任32师师部通信连长。邵老回忆说,他印象最深的一次危险是“三八线”拉炮遇险。那次团部命令他们营往五圣山下的军事分界线“三八线”我军阵地运送高射炮。接到命令后,邵雪德坐上吉普车,带着高射炮车队就出发了。从西海岸驻地拉上高射炮,每辆车上正、副两名司机。他们车队刚一出营地没多久,就被美军飞机发现,也不知有多少架,一个接一个,轮流向他们车队扫射。邵雪德命令战士们加促马力前进,不要怕敌人飞机。只管前进,死就死了,不死就算命大!等他们的车队快到五圣山下“三八线”目的地时,突然又一轮飞机扫射过来。车队在路上蛇形前进,躲避敌扫射,不幸的是有一名司机被打死,邵雪德驾驶的小车也撞进了一户老百姓家,还跑丢了一辆高射炮车。好在,后来丢失的那辆高射炮车被朝鲜老百姓保护起来了。

    此外,还有1927年9月出生于西寺庄乡东万安村的通信兵郝连山,1947年2月参军,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6军46师136团通信连班长。1954年12月由于帮助朝鲜恢复建立了电站,获得了朝鲜江原道送配电部高山事务所赠送的一面锦旗,至今保留在家中。1936年1月出生的武安镇三小河村的高清云是42军124师372团机枪连通信员。1951年8月,参加了朝鲜394.8高地攻守大战,亲历了全团机枪连由180人打得仅剩下18人的惨烈战斗。


    “敌机在前面炸,我们在后面修,确保生命补给线不中断”


    这是武安镇西竹昌的老复员军人、工兵战士魏存安在朝鲜战场给自己立的一句誓言。魏老生于1932年5月,原籍武安魏栗山村。1948年11月参军,任华北军区后备兵团工兵9团2营7连通讯员。1952年9月,魏存安所在的工兵9团奉命从昆明北上入朝。他们乘坐火车,带上推土机、吊车等工兵机械设备,一路来到朝鲜。他任志愿军工兵9团3营7连2排副排长,主要负责在朝鲜沙里院一带修公路、架桥。在朝鲜近两年时间,魏存安的工兵9团共修建了六座桥,其中一个铁路桥、一个大公路桥、还有四个简易桥。

    魏老回忆说:我们工兵刚入朝时,由于没有防空炮火,曾用枪声作防空警报,经常遭受敌机空袭,最严重的一次被炸死4人。一天上午,我们2排28人正在路上填埋被敌机炸开的大坑,突然一个敌机飞来扔下五六枚炸弹,其中一个炸弹炸死了我们4个战士。在我们工兵驻地朝鲜沙里院南约30里的一条大河里有6座桥,这6座桥是志愿军重要的生命补给线。美军飞机经常对这些桥轰炸,企图切断志愿军的交通运输,我们连负责维护这6座桥。当时,经常敌机在前面炸,我们工兵战士在后面修,确保生命补给线不中断。1952年11月的一天,我们正在修被敌机炸坏的公路大桥,突然防空枪声响起,战士们急忙停止工作往安全地方隐蔽。不一会儿,一架美军飞机朝大桥方向飞了过来,“咚、咚”投下的四枚炸弹在桥边炸响了,没有炸中大桥,原来敌人害怕我军的防空炮火,不敢低飞,所以投弹不准。虽然没有命中大桥,但把公路炸开了四个大坑。美军炸弹约1米多高,直径七、八十公分,两个人还抬不动,炸响后出现一个方圆10平方米的大坑。这次轰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给我们增加了工作负担。

    由于魏存安在朝鲜沙里院的工作出色,受到了7连的表彰,记三等功一次。立功词写道:“于朝鲜战场完成永久筑路任务中工作积极负责,埋头苦干,劳动带头,背洋灰,都是一人背200斤的洋灰。在任何任务中都是一人顶二人干,在困难情况下常喊出口号来鼓舞工作情绪,经本连评委会评为三等功臣。”

    与魏存安同时参军的大同镇马会村郭京顺(1930年生)则补充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兵第2团1营3连1排1班,后调入2连2排7班。1951年秋,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曾亲眼见到了美军100多斤重的定时炸弹。另一位工兵战士邑城镇中阳苑村的李来德(1927年生)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工程兵1团3营1连,1951年4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一次抢修被敌机炸毁的峪田岭公路时,亲眼目睹了副班长被敌机炸死的惨状,一块十几公分长的炮弹皮正好打在了他的头上,为保护生命补给线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冒着敌人炮火率先完成了运输任务”


    这是在朝鲜马息岭荣立三等功的伯延镇龙泉村的老复员军人、汽车兵马喜太最自豪的一句话。马老生于1930年1月,1948年10月,在辽宁省西丰县西丰药房参军,任东北军区警卫师92步兵炮连二炮手,后到佳木斯第四汽车学校沈阳分校学习开汽车。1950年10月,到安东(今辽宁丹东市)准备入朝,编入志愿军2分队汽车7团2连。

    1952年10月,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打响,马喜太是志愿军二分部汽车7团2连的一名炮车司机。“我是朝鲜战场上的汽车兵,专门负责往上甘岭前线运输火箭炮”马老回忆说,“在往前线运输炮弹时,危险无处不在。一次,我们运炮车正沿着山间公路前进。突然公路上出现了两架敌机,投下了一群像荷包蛋一样的圆形炸弹,约有二里多地长。奇怪的是炸弹没有炸响。后来才知道,这种炸弹是连环弹,只要有一个响,和它连着的都会响。运炮车不能前进了。这时,前线通讯兵传来命令,要运炮车不惜一切代价火速赶往前线。怎么办?我开的车是靠前面的第三辆,下来和战士们一商量,我和杨庆生(南方人)想出一个办法,用绳子拴住汽车车轮备用的钢圈,套在炸弹上,然后二人在20米外的地方挖一个土坑,我们爬进土坑,用绳子一拉钢圈,钢圈内的炸弹先响了,紧接着,其余的炸弹都响了,这样排除了这次险情,保障了前线部队战斗。我们二人因此荣获了二等功一次。”

    之后,马喜太又在朝鲜江原道元山地区新丰里的马息岭负伤,立三等功一次。当时,他们三车一组负责往元山方向运送炮弹,马息岭是车队的必经之地。美军第七舰队在马息岭的第一个山口控制了通往元山的公路,路上炸弹炸出的大坑齐腰深,一不小心汽车就会掉进坑里,成为敌人打击目标。当时,部队规定:凡是能开过这段公路的,一律记三等功。马老回忆说:“那天晚上,我们组三部车,由我带路沿着弹坑边,冒着敌人炮火率先完成了运输任务,记了一次三等功。可是当我往回返时,遭遇到了敌人的炮火袭击,我和另一个战友(副驾驶)驾驶汽车通过弹坑时,被敌人的一枚炮弹皮从驾驶室左侧打进来打到左胸。当时,炮火连天,并不知道,等我俩开着汽车出了封锁区后,突然感到左胸部湿乎乎的,用手一摸是鲜血,已经渗出了棉衣,这才知道受了伤。急忙让战友给包扎了一下,才返回了驻地。

    在朝鲜战场上,除了马喜太这些汽车兵,为后勤保障做出贡献的武安老兵还有很多。如北安乐乡魏栗山村的卫生兵魏文军,1932年3月出生,1948年3月在吉林永吉县入伍,40军118师后勤野战所护士。1950年10月入朝参战。他珍藏的12枚纪念章中,有三枚是在朝鲜获得的。尤其是1951年秋的一天傍晚,敌人在云山投下了毒气弹。作为卫生员、消毒员的魏文军跑到毒气弹投放地,将三个近一米高、椭圆形,里面装有苍蝇、蚊子、老鼠和一些有毒气体的弹头消毒处理。

    还有一位在朝鲜战场上的补锅匠---上团城乡崇义二街的老军人孙保安,1925年7月生,1948年12月入伍,41军363团3营8连2排战士。1951年4月,被调入38军112师336团3营8连(运输连),任铁匠班战士,参加入朝作战。由于曾经做过补锅的生意,被抽调到8连铁匠班,专门在部队镗锨子、洋镐、菜刀等修理铁器,解决了部队的临时急需。还有曾任铁道兵第5师25团3营修理连2排4班任班长的大同镇西马项村的郭启忠(1932年生),专门负责修理压风机、汽车、联合柴油机等,为志愿军后勤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时光荏苒,光阴如梭。从2014年笔者采访这些武安老兵算起,到文章搁笔,6年时间内多数老兵先后离世,现今健在的仅五六位。这些武安老兵出身贫寒,没有文化,既没有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才能,也不掌握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但他们都有“听党指挥跟党走,不破强敌终不还”的初心和使命。他们的战斗故事同样精彩,他们的英雄事迹一样感人,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同心协力、保家卫国的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不负韶华,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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